李建崑的部落格

    近年來，中文網路時有流傳一段據稱出自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話語：「這是一群無意識的民族，勤勞像馬，順從像羊，沒有痛苦的意識，也沒有快樂的火花。」可謂言辭激烈，語氣鄙夷，對中國人之民族性格作出帶有強烈貶義的總結。    然而，細加查證可知，此語並非出自愛因斯坦之原話，而是後人根據其1922–1923年亞洲旅行期間日記中對於中國觀察的片段，加以改寫或過度延伸之結果。     誠如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之《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遠東、巴勒斯坦與西班牙，1922–1923》所錄，愛因斯坦於訪華期間，於私人日記中確曾流露出對中國社會的不解乃至批評。    其筆下描述中國人「像牛馬一樣工作，卻不顯露痛苦」，又謂街道「骯髒」、「混亂」，人民「遲鈍」、「群體性強」，皆反映出當時歐洲知識分子面對東方社會時常有的文化優越感與刻板視角。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語句屬於私人筆記，原非供公眾流傳，惟其出版後，自難避免成為評論依據。     至於「勤勞如馬、順從如羊」之說，並未見於愛因斯坦日記，亦未在其公開演講、通信或其他語錄中出現。可知此段話語應為後人根據其部分觀點，抽取意象、誇飾增義而得，並非愛因斯坦之原話。此類錯置與誤引，實為當代社會媒體文化中屢見不鮮之現象，尤其冠上「名人語錄」之後，更是加速傳播，值得持謹慎態度加以分辨。     若進一步審視這類言論背後折射出來的文化圖像，不難發現，其根源往往來自一種單向的「文明論述」：西方人作為觀察者，東方人則成為被審視、被歸類、被簡化之對象。「無意識」、「勤勞」、「順從」等詞語，皆未能展現中國社會的多元面貌與歷史脈絡，反而容易鞏固文化偏見與自我優越感。若以此類評價為基礎推演當今中國民族的性格，無異以管窺天；既無助於跨文化間的理解，更阻礙了平等對話之可能。     歷史早已證明，中國人並非無意識的順民，更非缺乏批判與創造精神。自清末維新、辛亥革命以降，無數志士仁人奔走呼號，期圖救亡圖存；至1919年五四運動，更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提出「思想解放」、「打倒舊禮教」、「我手寫我口」等現代啟蒙主張，其聲量之高昂、精神之熾烈，絕非「順從如羊」所能涵蓋。    隨後數十年間，無論是反殖民...

我們在與人交談時，究竟是「說了什麼」比較重要，還是「怎麼說」更能打動人心？ 美國心理學教授阿爾伯特．梅拉賓（Albert Mehrabian）在1971年曾提出一項影響深遠的溝通理論：在人際溝通中，語言內容僅佔整體訊息的7%；語音語調與音量等聽覺因素則佔38%；而最具影響力的，竟是來自面部表情、身體動作、眼神交流等視覺訊息，佔高達55%。也就是說，在傳遞情緒與態度時，非語言訊號往往比語言本身更具說服力。     這項結論或許令人驚訝，但當我們回顧那些刻骨銘心的人際互動時，便不難體會：真正觸動我們的，往往不是一句話的字面，而是說話當下流露的語氣、神情與氛圍。     親密關係的真實觸感     有時，一句輕描淡寫的「我沒事」，若搭配平靜語調與安穩眼神，便可使人安心；反之，即便話語再堅強，若聲音微顫、眼神閃爍，也會讓人察覺內心的不安。愛的語言，不只存在於言詞中，更蘊藏在一個凝視、一個擁抱、一聲嘆息之內。真正的親密，往往來自這些無聲的互動。     職場溝通的信任感     在工作場域中，語言之外的表達尤為關鍵。領導者的一句指示，若語氣和緩、態度誠懇，即使再簡短，也能展現尊重與信任；而若語調冰冷、姿態高傲，即使語句充滿禮貌，也可能讓人感受到壓迫與距離。有效的溝通，不僅在於言詞清楚，更在於態度真誠。     教育現場的情感傳遞     在教育情境中，老師的一個微笑、一句鼓勵的語氣，常比千言萬語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師生之間的信任與理解，往往源自這些非語言的回應。語調是否親切、眼神是否專注、姿態是否開放，決定了學生是否願意發問、是否感到被尊重。     初次見面的第一印象     在陌生人之間的初次互動中，非語言訊號往往決定了第一印象的好壞。一句簡單的問候，若帶著自信的眼神與友善的笑容，便能瞬間拉近距離；反之，即使語言得體，若神情冷漠，仍可能讓人退卻。所謂「印象管理」，不只是言辭修飾，更是一種態度的展現。     數位溝通的失落與補償     在現今高度依賴文字訊息與線上互動的時代，非語言訊號往往被壓縮、忽略，導致誤解與疏離日增。一則簡訊中的「好」字，究竟是答...

    「天才」、「哲人」、「庸人」三個標籤，你會認領那一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文友會棄絕「庸人」。問題是：自以為不是「庸人」，就非凡庸？自以為是「天才」，就一定天縱英明，是嗎？    根據叔本華的著作（《附錄與補遺》、《論天才與女性》、《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等）可以整理出「天才」、「哲人」、「庸人」三者的區分。這是他整體哲學體系中極具洞見的一環，展現了他對人類精神層次的深刻剖析。     叔本華不僅關注世界的本體問題，更關注人在這個世界中如何生活、如何認識自己、如何承受與超越痛苦。這三類人的劃分，既是價值判斷，也是存在樣態的描繪，揭示了不同人格對世界與生命的根本態度。     庸人（Der Gemeine / Der Durchschnittsmensch）是最普遍的一類，在社會居大多數。他們活在現象世界的表層，只關心眼前的功利與慾望。他們追求財富、權勢、名聲與感官享樂，對存在的深層問題毫無興趣，也沒有能力思考。他們的人生是一種機械性的重複，是「意志的奴隸」，日復一日地為滿足內在的渴望而奔波，卻從不質疑這條路是否值得，是否徒勞。     他們多半活在他人的眼光中，以社會標準作為自我價值的依歸，從不懷疑那些看似穩固的信念是否本質上空虛。他們的快樂短暫而表面，他們的痛苦卻深遠而難以自覺。對叔本華而言，庸人並非惡人，但他們的無知與從眾，使他們始終無法從生命的苦海中獲得真正的解脫。     叔本華的評語是：「庸人不為自己思考，而為別人的眼光而活。」「他們的存在是一種機械性的重複，沒有靈魂的覺醒。」     哲人（Der Philosoph）則是稀有的存在。他不是為了追求功利而思考，而是出於對真理的愛與對虛妄的厭倦而反思人生。他能超越表象，洞見事物背後的本質，看穿這個世界不過是「意志的表象」，而意志本身則是不斷自我重複、無止境追求的痛苦之源。哲人選擇否定意志，不再參與世界的狂熱競逐，而以冷靜的目光審視萬物。    他的思辨並非為了建構系統性的知識，而是為了尋找一條能逃離痛苦、通向內在平靜的道路。這使哲人的生命雖然充滿孤獨，卻擁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尊嚴與自由。叔本華將哲人視為精神的鬥士，他以理性與真誠對抗虛幻與習俗，是在荒涼...

    歷史絶非過往的故事，而是不斷重演的警告。每一個政治狂人的崛起，都伴隨著群眾的輕忽與遲鈍。我們不能再用「他應該不會那麼誇張吧」這種心態安慰自己。殘忍的行為，往往不是從一開始就暴力，而是從一點一滴的試探開始。如果我們總是後知後覺，其代價往往就是失去自由、生命，甚至整個社會的幸福。     千萬不能美化暴君     歷史上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等人，都不是一開始就滿手血腥。他們往往先贏得人民的信任，再慢慢收緊權力。當社會發現不對勁時，往往已經太遲。建議多看歷史故事，特別是極權體制如何興起、如何打壓異己，這是不遠的教訓，而是現下的警告。對任何以民族、宗教、階級為藉口，鼓動仇恨的言論，千萬要保持警覺。     他們都是精準的操控者     所謂「政治狂人」，也不一定精神異常。大多數是極度狡猾而且擅長操弄人心。他們清楚知道如何去製造恐懼、分化群體、鞏固權力。你不覺得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太懂得包裝自己。當你發現某位領袖總是用「外部勢力正在迫害我們」來煽動支持者，或總是強調只有以他為核心才能拯救國家，那你就應該停下來思考：我們是不是正在被洗腦？     時刻警惕假新聞與媒體控制    政治狂人最擅長的一招就是控制資訊。不管是封鎖媒體、散布假消息、攻擊記者，都在製造資訊的不確定與混亂，讓人無法判斷真相。當真相變得模糊，人民就更容易依附權威。建議保持資訊素養。不要只看單一來源，多方查證。支持獨立媒體。學會辨認煽動性言論與操作性的謠言。     冷漠與沉默就是幫兇    很多人以為「政治很骯髒，我很不想碰」，那你中計了，當社會真的淪陷時，受害者不會挑人。你今天不關心政治，明天政治就會來找你。建議你多多參與公共討論、社會運動。投票是一種抵抗，發聲是一種力量。不要因為怕麻煩就選擇安靜，因為你沉默，他們會更囂張。     狂人的殘忍是可能發生的現實    我們不能總以為最壞的情況不會發生，只因為「那太誇張了」。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狂徒一旦權力失控，殘忍就是會發生，而且會施加到最無力的人。當代社會看似文明，但政治狂人的殘忍從來都沒消失，只是換了方式隱藏起來。我們能做的，不是恐...

    語言不僅是傳達思想的工具，更是文化記憶的載體與倫理判準的體現。然當代社會中，語言正面臨一種潛移默化卻影響深遠的侵蝕，此即所謂的「語言污染」現象。     此一現象不僅影響人們的表達與理解，更牽動整體社會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品質。本文擬就語言污染的原因、面向、後果與對策，略陳管見，以資警惕與釐清。     語言污染的原因     語言污染之所以日益嚴重，主因可歸結於以下數端：    首先，媒體與網路語言的濫用為其首惡。新聞與社群平台為追求快速與吸睛，往往選用誇張、簡化甚至失實之語言，造成語義扭曲與詞義貧乏。     其次，外語與流行語的過度摻雜亦加劇語言結構之混亂，中英夾雜或生硬直譯者比比皆是，削弱本土語言的完整性與美感。     此外，語文教育的功利化與淺薄化，使學生只求應付考試，對語言之修辭、結構、語感毫無體認，久而久之養成敷衍、空泛之表達習慣。     更有甚者，政治語言的操弄與話術甚為氾濫，則進一步使語言淪為遮蔽事實、轉移焦點的工具，導致社會認知與價值判斷的混淆。     語言污染的面向     語言污染並非單一現象，而是多層次的語文病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為語義的漂移與空洞化，許多原本具有深意的詞彙，如「感動」、「正能量」、「共贏」、「斜槓」，因被濫用而失去原本意涵，甚至成為空泛標語。     其二是語法與句構的混亂，受網路語言與語音辨識影響，句式破碎、邏輯斷裂的現象屢見不鮮。     其三則為語感與修辭美感的退化，傳統語文的對仗、比興、層遞、轉化等修辭手法日益式微，語言趨於粗糙與扁平。     最後，語言污染亦涉及價值觀的扭曲與思維方式的貧瘠，當語言充斥口號與話術，人們的思考也難以超越言語的操控，失去對真實與複雜現實的敏感度。     語言污染的後果     語言污染所帶來的後果，不僅是表達層次的退化，更波及文化深層與社會運作：     首先，語言思維能力弱化，人在語言貧乏、結構混亂的環境中成長，將難以...

願上帝賜我平靜，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事；願上帝賜我勇氣，改變我能夠改變的事；願上帝賜我智慧，能明辨這兩者的差異。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這是美國神學家雷恩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的《平靜禱文》（Serenity Prayer）。這段簡潔有力的禱詞，不僅廣為流傳，更成為無數人面對困境時的精神支柱。     尼布爾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深具洞察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出身德裔移民家庭，早年就讀於耶魯大學神學院。畢業之後，在工業城市底特律牧會長達十三年，親身見證工人階級的貧困與資本主義者的不公不義，這段經歷深刻塑造了他對社會正義的關懷與神學立場。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1928年，尼布爾加入紐約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並成為該校最具聲望的教授之一。他的神學思想融合基督信仰、政治現實與倫理哲學，發展出所謂的「基督教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他反對理想化的人性觀，強調罪與自我欺騙在人類歷史中的根深蒂固；同時，他主張基督徒不能脫離現實，而應積極參與社會，追求正義、對抗壓迫。     《平靜禱文》正是尼布爾神學思想的濃縮。它的核心理念在於：人生充滿可控及不可控的因素，而真正的智慧，是清晰辨識二者的界線。接受無法改變的，是一種謙卑；勇於改變能改變的，是一種責任；而能夠判斷何者該接受、何者該行動，則是智慧的體現。     這段禱文之所以流傳至今，不僅因其語句優美，更因其蘊含深刻的存在哲學。它並不只是個人靈修的話語，而是一種實踐性的倫理指南。面對現實世界的不公、暴力、壓迫、種族歧視等種種結構性問題，這段禱詞提醒我們：有些惡是不能妥協的，我們必須有勇氣去改變與對抗；但同時，也要認清...